战国之前的雕塑

陶鹰鼎

现在已知的我国最早的雕刻作品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在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雕塑，其中以陶制品为最多，也有用玉、骨、牙等材料雕刻的。题材主要是人物和各种各样的动物形象。这些作品有的是独立的雕像，有的则附属于日常使用的器具。这件《陶鹰鼎》就是这一时期著名的作品之一。

这件作品属于中国原始社会仰韶文化，出土于一个成年妇女的陵墓。墓穴中的随葬品十分丰富，估计死者出自富有人家。这只鼎采用了鹰的造型。它收起双翼站立着，双足与尾部着地，造型简洁有力，充满了浑厚的体积感。整个鹰的身体有一种向外扩张的内在力量，无论从哪个角度观赏，都能感到慑人的威猛气势。这件作品说明，当时的雕塑家们在长期艺术实践中逐渐掌握了雕塑的语言，开始在雕塑作品中注意到整体的造型感。

更为可贵的是，《陶鹰鼎》的主要优点并不在于通常所谓的“写实”和“逼真”，而在于经过作者艺术加工后获得的夸张和变形，既保持并强化了它们各自所固有的形神特征，又与陶器的工艺造型取得了和谐的统一，从而成为原始时代雕刻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为其后盛行于商周时期的青铜鸟兽形器奠定了很高的起点。

司母戊大方鼎

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而其真正的发展最高峰则出现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最为著名。青铜鼎的前身是原始社会的陶鼎，本来是日用的饮食容器，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并被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威严的色彩。这件《司母戊大方鼎》就是此期间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作品的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鼎的四个立面中心都是空白素面，周围则布满商代典型的兽面花纹和夔龙花纹。这些兽面纹又称饕餮纹，是以虎、牛、羊等动物为原型，经过综合、夸张等艺术处理手法而创造出的一种神秘的动物形象。鼎耳的侧面雕刻有两只相对的猛虎，虎口大张，共衔着一个人头。这种恐怖的吃人形象，渲染出一种精神上的压迫感，以显示统治阶级的无上权威。

《司母戊大方鼎》以其庄严的造型，庞大的体积和神秘的花纹，成为商朝贵族王权与神权艺术的最典型代表，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史料。

玉人

中国商周时期的玉石雕刻艺术是在原始社会玉石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包括用于祭祀、礼仪场合的“礼玉”和达官显贵们佩带的“饰玉”。其中，饰玉最为精彩生动，并大都以人和动物的形象出现，生动自然。1976年，河南安阳发掘出商代一位著名女将的陵墓--妇好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大部分是饰玉，有圆雕也有浮雕，制作工艺精湛，形象逼真，令人叹为观止。这当中，有一件跪坐的玉人雕像格外引人注目，被认为是中国古代饰玉作品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这件玉石雕成的圆雕作品呈黄褐色，人物身穿长袖敞领外衣，腰束宽带，衣服上雕有云纹、回纹等装饰，腰间左侧佩挂一把长约10.2厘米的宽柄器物。他头梳长辫，盘在头顶，外戴束头园箍，双腿跪坐，双手放在膝盖上，谦卑的表情显示出身份的低微。

整个作品造型生动自然，人物眉目、发辫等细节的刻划都十分清晰逼真。作者的刀法简洁有力，充分体现出当时玉石制作在艺术上和技术上的高超水平。

青铜犀尊

春秋战国时期的动物雕塑以创作形象上的自由、生动而著称，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当时的动物雕塑大量出现在日用品中，犀尊就是当时一种比较典型的盛酒器。从商代到战国，人们把犀牛和象视为神奇的动物，并创作了很多带有犀牛或象等形象的酒器，被称为犀尊或象尊。这种酒器一般背上有盖，顶端的左侧伸出一根细管以便倒酒。这件在兴平出土的《青铜犀尊》就是其中最精彩的作品。

这只犀牛形象雄健，体态逼真。它的头部平抬，上面长有双角，四只短腿粗壮结实，有力地支着沉重的躯体，使整个形像如同一座伸出悬岩的小山。犀牛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具有强烈的质感：颧骨和肘部突起，仿佛可以透过紧贴着的皮肤感觉到骨骼的形状和起伏；口部和腹部的皮肉十分松弛，但结实有力，富有韧性；眼睛由珠饰镶嵌而成，虽然不大，却充满了奕奕的神采。器物全身运用了当时已经十分发达的金错银工艺，并装饰以华丽的金银错流云纹，镶嵌以非常细密的金丝，象征着身上的毛发，既显得华贵，又不影响形体完整，体现了艺术家的匠心独具。

整个作品工艺精湛，结构合理，动物形象生动而充满活力，是中国古代工艺品中实用与美观有机结合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