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筒的材质和形制

笔筒作为常用文具之一，材质不一，形状也无定制。屠隆介绍说：“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余不入品。”这是从所材质说的。根据文献记载，笔筒的质地应是竹木制在前，后牙雕、玉雕、铜制、瓷制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长物志》称：“笔筒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

木质笔筒，有的光素无纹饰，有的则带雕刻。黄花梨木在明代深得文人的器重，产自南洋诸岛，数量不多。黄花梨木色橙黄，有的红紫，有香味，纹理清晰，木性极为稳定，不易变形，分量较轻。其中，橙黄色黄花梨玉质感强，惹人喜爱，有虎斑纹者更为珍稀。由于黄花梨木材质上乘，纹理典雅华丽，透出自然美和书卷气，黄花梨木所制笔筒透出高雅清秀之美，但置于案头却沉静有余、活泼不足，略显板滞。相形之下柴木笔筒则精雕细刻、应物象形、不拘一格，更具有民间的生活气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黄杨木雕笔筒，一改那种以龙凤为主要图案的宫廷气，题材多取自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或刻山水人物、或刻翎毛花卉、或刻对弈、或刻听琴、或刻渔樵耕读，构思新奇、造型小巧。

瓷质笔筒存世量极大，可以说随处可见。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以前的这段时期，制瓷业空前繁荣已达到巅峰，工艺水平之高超，瓷器种类之繁多，开一代未有之奇。因此，康熙笔筒属藏家难得之物。民国时期赵汝珍在他著录的《古玩指南》中载：“从来对于瓷上书字均不注意，康瓷则非常讲究。如康瓷之大笔筒多书古代名文。若《滕王阁赋》、《归去来词》、《兰亭序》、《赤壁赋》等，视面积之大小而择书之。书法精美出入于虞、柳、欧、褚之间。且有作四体书者，定以前所未见。”这段记述可谓精辟，说明那一时期的瓷制笔筒具有很高的欣赏和收藏价值。

笔筒的形制在清朝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顺治年间的笔筒体形高，平底无釉，胎厚体厚。到唐熙年间，则体形略为降低，这时候笔筒胎壁适中，底中央有一小圈下凹，涂白釉，凹圈外平坦，向外施一圈白釉，向内边的一圈则无釉。这种底形看上去似一玉璧形，所以，人们称之为“璧足”。到了雍正、乾隆以后，笔筒则变得胎体略宽，胎壁也略薄，其底也由“平底”、“璧足”改为“圈足”。

精美的笔筒展现了很强的艺术个性和较高的品位，深受文人青睐。朱彝尊曾写有《笔筒铭》，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可见，每当书写时，将一雅致的笔筒置于纸笔前，或许能平息浮躁的思绪，安心于笔下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