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登堡的印刷机产生于15世纪中期(1456年左右),在当地富商福斯特的支持下,德国美因兹的工匠古登堡在对西欧榨酒机改造的基础上,经过了10余年的努力,完成了活字印刷的实验。古登堡的印刷机以不同于自然书写的方式,它创造了复制统一文献的方法。由于“直接发展于这个抄写社会里对文本未被满足的需求”。并能快速地提供廉价、精良的印刷品,短短的几十年中,在德国及欧洲迅速普及,到1500年,已有1100多家印刷所遍及欧洲200多个城市,生产出了1200万本书籍,35000个版本,并导致印刷业古版书阶段的终结。

而早在11世纪中叶,中国就已经产生除了活字印刷,比欧洲整整早了4个世纪,然而在中国我们却从未看到活字印刷术曾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甚至直到今天,世界上仍然普遍认为活字印刷是由古登堡发明的。究竟其中缘由何在?
表面看来,古登堡印刷仅仅是一个解决社会文化问题的方法,似乎是以自主的方式发展的,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是伴随着中世纪的世界观及其制度的解体和各种近代模式的产生而诞生的。它植根于包括了宗教改革、民族国家等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一系列社会历史变革之中。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原因,尤其与基督教共同体的解体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密切相关。
在中世纪的欧洲,由于受圣奥古斯丁“神权论”的影响,长期以来流行神权政治,使神权高于世俗权力,教会高于国家,赋予了宗教和教会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利,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发展和社会变革,加之欧洲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使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想发展迟缓。这样的局面在维持了几百年之后,在中世纪晚期开始发生变化,到12世纪,中世纪经过几百年的黑暗时期,进入被称为“美丽的中世纪”的新时代,欧洲社会经过长期的积累,表现出了发展的势头,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导致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迅速的展开。这一运动首先是由德国的新教领袖马丁·路德发起的,它围绕着信仰与救赎展开。在16世纪初期(1517),宗教改革一开始,他就宣扬因信称义,宣称人人都可以通过信仰成为教士。一方面他继承了基督教产生之初即形成的“义人必因信得生”的信条,承认信仰在救赎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否定了中世纪普遍流行的教会在救赎中的决定作用。这就将教会从救赎的中间环节中剥离了出来,每个信徒都可以通过自己与上帝对话,而不用通过教会。这有利于个性解放和把人从宗教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与此同时,他针对圣奥古斯丁的神权论提出君权神授,认为君权是独立于教权的。这为中央集权和民族国家的出现提供了思想基础。
不论是宗教改革中提到的个性解放,还是民族国家的建立,对于印刷术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因信称义”,人人都可以不经过教会与上帝沟通并得到救赎,才使《圣经》成为惟一的权威“宣讲者的个人魅力和社会角色不再是,文本权威解释的关键”,个人不再需要到教堂去聆听演说,而只需在个人的环境中阅读,由此赋予了民间在宗教重使用印刷术的正当性。此外,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不同,他的力量来自于整个社会,而不只是少数艺术家、思想家。这就使其不再仅仅与贵族、教士等少数人有关,而成为民众的广泛需求。从而使印刷术这一大规模复制的技术才得以发展。
宗教改革对基督教共同体的冲击唤醒了民族主义意识,并培植了社会新的代言人——世俗的民族国家。在经过了漫长的纷争之后,15世纪后半叶,王权和教会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了逆转,教会从精神、物质到政治的影响明显下降,君主取代教会成为臣民效忠的对象,基督教的精神体系解体为一个个分立的王权。传统的建立在对神的崇拜之上的社会团结,变成了一种基于自主意愿之上的自愿合作。促使这一转化的不是建立临时投票站,而是建立学校和使人们普遍接受的文献、知识和新闻。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必须有民族的统一语言,尤其是标准化的书面语言——文字。而欧洲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基督教的一统天下,使罗马拉丁语成为欧洲通用的语言,所以在那个时代,虽然印刷机印刷的仍是《圣经》,但不再是教会控制下的清一色的拉丁文版本,而是各种语言版本的《圣经》,从1450年到1520年,整个德文《圣经》印了17版,意大利文的有11版,法文的有10版《圣经》,英译本也获准在英国出版,不仅如此,1538年英王亨利还要求每一个教堂购置一部供公共阅读。可见,正是民族国家以其无可匹敌的势力,赋予印刷术这一文化问题的解决手段以合法的社会地位。强调民族国家在印刷术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仅在于其作为一个新兴的力量越来越上升为社会的主导地位,还在于印刷术所引起的传播模式的革命,作为大众传播的第一个技术形态,它使个体对于传播的操控不再可能,传播日益变为复杂的组织化活动,由此使国家的体制力量渗透成为必然,因为个体可能出于自身的需要从事各种各样的传播活动,但有组织的传播从来都需要国家的许可,是国家的行为。
所以,如果说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孕育了印刷技术,使其得以产生并立足于社会的话,那么16世纪作为新文明症候组成部分的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出现,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契机。
参考文献:
路宪民,印刷术与民族国家,兰州学刊,2005.4;
刘新利,古登堡圣经,宗教经典;
路根发、尹铁虎,宗教需要是使印刷术发明的重要因素,广东印刷,1996.1。